廖建新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农场当知青，思想很单纯，不论做什么热情都很高，总觉得活干得多才光荣，要像雷锋那样:有一分光发一分热。那时候，农场劳动，种柑橘，锄草施肥，挑水灌溉都给员工分摊任务。他虽年纪小，干活却十分积极，100多斤重的水，挑起来还一路小跑，从不服输，讲效率，不拖后腿。也从来不因为自己年纪小而偷懒或捡轻活干，而是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甚至为了积累肥料而去村里捡猪屎、牛屎、狗屎。有时，自己任务完成后，还去主动帮助其他知青干活。他为人大方，常常把母亲寄来的饼干、粉面和土特产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晚上，学习时，他经常主动发言，讲的有条有理，有根有据，还讲些故事给大家听。因此，农场里的干部职工都喜欢他。自下乡当知青开始，他就养成了严格自律和勤奋劳动、勤奋工作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从不懈怠，直至退休后，还一直忙碌着力争做点对国家、对社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从不叫苦叫累。

在惠阳地区革委会印刷厂当印刷工人的那段时间，因为印刷厂是地委机关内部印刷厂，工作要求高，能进去工作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政审和挑选的。厂里经常有急件、要件、秘件要限时按质完成。因此，他作为学徒，经常跟着师傅加班加点，排字、校对、上墨、打版、装纸、开机印刷，跑前跑后，一点儿都不敢懈怠和错漏。有时，为了印刷地委三级干部会议的文件和地委书记、行署专员的工作报告或讲话，加班加点到天亮，也没怨言。有几次，天亮以后，等地委、行署办公室工作人员把材料取走，才轻松地长叹一口气，赶紧回到宿舍，脸也不洗，倒在床上美美地补回一觉……

部队是所大学校，是座大熔炉，年轻人在那里可以得到许多学习和煅炼的机会。廖建新在几年的军旅生涯中，他一直以积极向上的心态进行军事训练，参加部队组织的各种活动。而且，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为宣传部门写稿，出墙报，宣传时事和好人好事。夜深人静时，为了不影响战友休息，他常常放下蚊帐躲在被窝里打亮手电筒在看书学习。

特别是1975年，他听说毛主席提倡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多读一读《红楼梦》。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战士，但他敏锐地感觉到读《红楼梦》有来头也必定有看头还会有益头。因此，他偷偷找来《红楼梦》和有关评论书籍，经常利用站岗后睡不着觉、坐在连队阅览室角落和上卫生间蹲点以及出差时津津有味地阅读，有时候，还注意在书旁加注一下，以提高阅读能力。

他很快就适应了部队的生活，部队野营拉练的时候，背负枪支和生活必需品曾经一天一夜24小时强行军100多里地，很累，很辛苦，但他从来不叫一声苦，还把这些军事训练当作一种吃苦精神来锻炼自己。

部队是一个集体，有非常多的集体活动，在参加这些集体活动的时候，必须强调协同配合“作战”。他听从指挥，严格按照领导的指令行动，十分注重与战友之间的默契，保持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1976年，他抽调到广州军区防化兵部协助在广州军区桂林军政干校建立防化兵装备陈列室，由于和战友们通力合作，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为此，防化兵部首长还为他和四、五个当兵的战友安排了坐民航飞机前往桂林参展的特殊待遇。 

他极强的时间观念也是在部队养成的。部队管理非常严格，每天什么时间点干什么事都有明确的规定。命令如山倒，说什么时候出发就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达指定地点就必须按时到达。他觉得部队这种严格的管理方式对自己将来做事有责任心、讲诚信、守承诺、不找借口，是很有裨益的。

在部队里学会了讲组织原则。部队里士兵、班长、排长、连长，直到首长，平时官兵平等。但工作分工上却非常讲究组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上级爱护下级，下级尊重上级。部队这种很强的组织原则性深深地在他心上扎下了根。

1977年初，部队开始裁军，他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在部队的大熔炉中，思想政治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首长想把他留下来提干或报考军校，他经过再三考虑和高人指点，还是决定回惠州工作。四年多的军旅生涯，他三次受嘉奖，并在部队（军分区）朗诵诗词表演和乒乓球比赛中多次获奖。

1977年3月，他复员安排到广东省惠阳地区科学技术局（科委）工作，1981年转为国家干部。

在惠阳地区科学技术局（科委）工作期间，他负责部分器材采购、管理和基建采购工作。为了使基建工程能按时按质竣工，他常常出差珠江三角洲附近一带县、市。这段期间，经常不分寒冬和酷暑，不分正常工作日或节假日，不怕旅途劳困，不怕有一餐、没一餐，饱一餐、饿一餐，积极地完成材料联系、接冾、购买、运输、装卸等任务，为此，器材科科长曾经多次夸奖廖建新，说他这个人独立工作能力很强，只要领导布置给他的任务，他都能很好完成。

1984年1月，他被调到广东省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开启了他的人生新旅程。开始时，他被安排在审理处，处里6个人：一个处长，个副处长，一个副处级，一个正县科，一个副县科，他只是科员。处里最大年纪50多岁，最小年纪是他，刚满30岁。那时候，他初来乍到，一切都感到很新鲜，也很不熟悉。于是，他虚心向处里老同志学习，用诚恳、真诚、好学、实干感动了他们。工作中，只要处领导交办的事情，他都努力去完成，争取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

处里老同志也知道他叔公廖寿煌是广东人，是老延安，又是梁湘书记老同学，当时又是中央纪委驻深圳工作组副组长 （组长张道容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因此，或多或少对他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廖建新对老同志的关照谨记在心，时刻不忘，只有用工作上的优异成绩回报他们。

1985年全国开始整党活动，他被抽调到市委整党办工作，并被分配到秘书组专门从事文字起草工作，如领导讲话，工作报告，向上级汇报材料，整党简报等。

秘书组人员少，任务重，加班加点是常态（有1个月曾25天加班），不加班加点则是非正常现象。当时市委整党办主任张中林（时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曾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人大常务副主任）、市委整党办副主任梁仲恒（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以及秘书组组长刘汉星（时任特区报社副总编辑）对他比较器重，凡是有重要的文字工作，都让他先行起草初稿。

在市委整党办期间，虽然工作比较辛苦，但极大地煅炼了他的才干，特别是文字工作能力。因为，领导审稿、改稿的过程也是他学习的过程，自我提升能力的过程。有一次，中央整党办根据中央某领导的指示精神，要求深圳市整党办报一份加急重要材料，并要求隔天上报。接此电报后，刘汉星找到他，要他立即领会上面意图，立即思考汇报提纲，立即起草必须明天凌晨按程序报市委分管党群和纪检工作的常委刘波同志审核通过。

接此任务后，他感觉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于是，他二话没说，立即全身心投入起草文稿中。结果，当天晚上市委整党办主任张中林、副主任梁仲恒、秘书组长刘汉星都不敢大意，在家吃完晚饭后便专心等廖建新写完材料送上门修改、审查。

1987年初，整党工作告一段落，廖建新又回到了市纪委工作。不久，市委拟召开全市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由当时市委办公厅主任林祖基同志（后来曾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牵头组织市委办公厅、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委统战部等几个部门的写手，专门起草“深圳市委关于加强全市思想政治工作决议”的文件，他有幸被相中，断断续续忙了好几个月，参加了全程的起草和定稿工作。

最后定稿时，他还首次列席了市委常委会，有幸听到了李灏书记对定稿的重要意见和其他常委的精彩发言。写作组在外面借用地方闭门写稿，一般程序是先共同讨论了提纲后，便分头写作，写完初稿后，由林祖基同志带领大家在一起集中讨论稿件。每当此时，廖建新几乎都是抢先发言、大胆发言，有的意见也被及时采纳。因此，得到了林祖基同志的赏识，被林祖基同志笑称他为“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从此，林祖基同志每逢见到廖建新，都不叫他真名，而是叫他:廖化，廖化……

廖建新从1984年1月调到市纪委直至1996年1月提升为市纪委常委兼党风监督室主任期间，除完成本室业务工作外，还先后参与或独立完成了市委领导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讲话稿或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由于他勤于学习，知识面较广，又勤于思考，积极参加党风廉政建设实践活动，给领导写材料，注意把上级指示精神和深圳实际结合起来，把党风廉政建设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观点突出，虚实有度，取材得体，逻辑清淅，层次分明，受到广泛好评。

有的是市委领导亲自点名要他起草，有的是市委领导看完送审稿后大为赞赏，几乎一稿通过。据不完全统计，廖建新曾为十多位市委老领导、老前辈单独起草送审稿或参与集体起草过送审稿，如:梁湘、李灏、厉有为、周鼎、郑良玉、周溪舞、秦文俊、李海东、邹尔康、刘波、莫华枢等……

2015年退休的廖建新，身体尚好，精神也够，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以及未来的生活寄托着美好的期望。他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虽然在岗位上退下来，但决不能忘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誓言，要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发挥余热。

“继续学习、感悟人生、养生健体、广结善缘、广播善果、利国利民”。是他过好晚年生活的动力和目标。

他退休不退志，践行终身学习的精神，抱着充电、增长知识、提高能力的初心，来到华联商学院攻读格林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之所以选择华联商学院，是因为他先后在华联大厦旁边市委一办、市政协先后工作了二十多年，对华联（过去俗称大钟楼）有深厚感情，他以身作则、关心下一代，鼓励凡是有学习兴趣、有学习需求、抱着终生学习观念的人来华联商学院入读MBA，希望与大家成为同学、伙伴、朋友，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